从色彩运用的特殊性来探讨青绿山水画在六朝以至盛唐这一时期的演变过程及发展的内在动因。 首先,本文梳理了自东晋顾恺之到唐代“二李”近四百年间青绿山水从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初步体现出青绿因素到青绿体制彻底完备的发展过程。并对后人强加于早期青绿的“金碧”进行了匡正。其次,本文还认为,在中原内地卷轴青绿由萌芽到完备的同时,从克孜尔到敦煌,佛教美术中的青绿山水也获得了时空上的并进。二者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色彩观念的探讨,并结合中国早期绘画的色彩运用,认为以朱、墨二色为主的暖色调,构成了中国早期绘画的基本色调,而在中国早期色彩观念中,并没有以青绿为表现主要手段的自身基础。由此,本文进而从印度佛教美术的色彩观念与丝绸之路上佛教美术的传播情况探讨了这一重要的色彩观念的来源,深入比较了印度阿旃陀壁画与中国画的“凹凸法”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认为阿旃陀壁画的“凹凸法”有力催生了中国绘画以色造型的表现理念,同时克孜尔壁画中大面积冷色的运用,对青绿山水独特表现形式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来自印度的佛教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后,其表现手法与中国本土文化观念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交融与碰撞,切合了中国此时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从而也引发了青绿山水成为中国早期山水画的形式表现特征。 因此,青绿山水的形成并不是中国传统绘画观念自身符合逻辑的产物,而是受到此期外来佛教绘画传入的影响,以本土文化为基点产生并发展的,其形成历史应该是本土观念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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